（十）筹备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两部宪法之所以并未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可归纳为如下原因：其一，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七五宪法片面追求简明扼要，大篇幅精简了宪法条文，而七八宪法虽有恢复，但是条文数量仍明显不足，这导致宪法文本能容纳的国策条款实在有限，未能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规定其中。在此基础上，八二宪法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显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包括少数民族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在内，宪法制定者均赞成以宪法的形式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并将其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内涵和外延，已然具有高度的社会共识，已然成为生活化和常识化的经验，并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因而宜将宪法中推广普通话条款涵盖规范汉字，使其并行推广和发展。汪家镠在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说明中，就将与宪法等有关法律保持一致作为该法的首要指导思想。除了制宪者的原意之外，尚需采用其他解释方法以阐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宪法内涵，这主要包括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巡视员王培英曾撰文指出，通用语言是一个类概念，不是专称，因为全国同时并存着应用范围大小不同的各种区域性的通用语言，而只有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或通行全国的语言，因此普通话也就成了全国通用语言的专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撤销。就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合宪性审查的发展趋势而言，伴随着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逐步落实，应围绕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相关法律建立起更加稳固和周延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学者将中国目前存在的文本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大致归纳为四种类型，包括现实中实际运行的不成文宪法与宪法文本不一致。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88页。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较量，法律技术的论证都抵不过实践的检验，社会主义和民主作为1982年宪法的价值前提，给法官独立审判含义的证成筑建了边界。虽然这个创新过程也是建立在局部地区社会实践不断尝试的基础上，却毕竟不是经济内生发展而成，而是我国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解放思想，预设性地、自觉地创新而来，具有浓重的主观建构色彩。如前文所析，在改革开放的转型社会时期，价值多元和价值变迁是我国深刻且重要的宪法变迁方式，它贯穿于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

[37]国家保障人权的字面含义就是：国家保护人权，使其不受侵犯和破坏。宪法解释属于较温和的宪法变迁方式，能以最小成本来调和宪法实践与宪法文本之间的差距，维护宪法权威。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还会与第41条第1款规定的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相抵触。在这一逻辑关系中，法律保留原则是针对干预审判的执政党、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监察机关、法院和公民，实施形式上的反制约。保障人权原则作为所有限制审判的主体所必须追求的实质目标，既是人民权力分化的结果，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回归至人民主权的宪法起点。

因此，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需要依照人民整体利益体现的法律规定即可，无须考虑是否有利于保障个人权利。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2001年修改《法官法》。我国经济改革却是基于一场尝试性的理论创新，我们摆脱计划经济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这些机械观点的束缚，逐步允许我国发展私有经济，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干预是中性词，既可以指参与不应该参与的事，又可以指主动采取行动来解决现存的问题，对象一般是事。

虽然现实中党委或地方政府会干预法院个案审理，如果能够直接通过宪法解释，或者合宪性审查中的解释宪法机制来弥补1982年宪法第131条留下的宪法漏洞，避免长期存在合宪与否的质疑，或者良性违宪的争议，就能够即时止损。为了在表述上更加确切和严谨，更符合我国实际，这次宪法修改增加了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

[6]《当代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22页。（三）新旧价值冲突的兼容抉择：保障人权作为限制各种主体干预审判的实质要件是否违背人民整体利益 过去曾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取得统一与和谐，个人与国家在利益上是—致的，而忽略了社会主义阶段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差别和冲突。

3.模糊边界的终极衡量采用实证主义标准。首先，国家尊重人权中尊重的文义是指尊敬或重视（个人、集体或有关的抽象事物，如意见、权利等）。面对国家权力，宪法既是授权规范又是限权规范。[44]同注[7]，陶髦文，第49页。1982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而是通过1982年宪法第3条第2款、第41条和第97条等具体规定分散体现该原则。[10] 从法治的内容上看，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党政文件这种政治形式也是引发宪法变迁的方式。田夫：中国独立行使审判权制度的历史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第47页。

尤其是，这些新宪法基本原则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权力制约、法治和人权，而是建立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30]由此可见，该条款中的干涉指的是一种非法性的强行过问或者干预行为。

而且，2018年修宪增设监察机关，其中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11][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长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可见，除了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原有的价值前提以外，法治、人权也是1982年宪法的新价值前提，成为不同主体干预法院审判行为的新边界。只是由于中国实行审判委员会制度，1954年宪法第78条作了中国化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45]虽然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对立趋于缓解，但是，民主与集中的冲突又叠加上民主与法治的碰撞，使得这种多重价值冲突的权衡不得不投放于实践。上述对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含义的重新解释也证明了这个事实。

无论是自由权还是社会权，都既需要国家履行积极的作为义务，也需要国家履行消极的不作为义务。2.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意志的统一。

为避免不同层次宪法变迁含义造成的歧义，本文将狭义的宪法变迁多称作宪法规范意涵变迁。在整个宪法结构中，宪法总纲起着指导性、原则性与统一性的作用。

[50]由此，在我国，除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以外，执政党、公民和法人在监督制约法院审判时，都应当以保障人权为理由来限制审判，保障人权是审判受限获得正当性的实质要件。各国宪法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前提、根本制度、基本原则，这构成了宪法变迁的边界。

这意味着通过法治来保障审判受限符合人民主权原则，从而构成审判受限合宪性的形式要件，具体细化为法律保留原则和宪法保留原则。（一）多重价值冲突叠加的反复衡量：法官是否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我国法学界长期坚持该条的人民法院不能解释出合议庭，更不是审判员，因为法官独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而且，社会主义宪法对其所针对的义务主体体现出一种模糊化的特征。前文所述的两层级分析模式较为粗放，只对排除干涉以主体为标准的规范作文义解读，无法胜任对如此多的主体行为的合宪性做精细化分析，难以理清、权衡交织在同类问题中的不同价值冲突。

相较于宪法变迁前的两阶层规范分析模式，宪法变迁后的三阶层规范分析模式完善了规范分析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宪法漏洞，体现了现代国家依法治国的理念，保障公民权益的精神。一般而言，法官群体对法律的体认要优于其他的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52]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页。

1982年宪法第131条审判独立边界的意涵逐渐丰富和扩展，该条款规范分析框架随之重新建构。[3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49页。